影片的轮廓依然是“说”的叠加，尽管阿莫多瓦电影从未有如此大量的正面镜头。它们使《痛苦与荣耀》从他惯常的叙事口吻中分化出来，主线的人物时常冷峻地以伯格曼式的舞台艺术模式存在，隔绝直接体验的深入，转而引导关注观众“说”的动作；而“说”的内容则前所未有地弱化，即使仍会有烂俗的段落提供些许共情的发生，也更多地来自语气而非语义。只有克鲁兹仍维持着我们所熟知的阿莫多瓦电影的表演方式，当这种表演模式从他从前那些不断裹挟的叙事涌流中抽离出来时，她依此建构起一整个运动机制与主线截然不同的空间，也因此，影片构成并非是扭转式的，而仅仅是利用结构完成了空间的联结。